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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币政策为何就解决不了中国式通缩的难题?  

2015-03-05 22:43:15|  分类: 每日经济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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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如何解决消费问题,不仅是一个应对全球性通缩的问题,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问题。肖磊对此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观点,认为中国要考虑的已经不是一个点的问题,是如何建立经济的自我循环和打造高效率政府服务体系,这一方面需要面对“通缩”的勇气和耐心,另一方面则必须深化改革、寻找战略性出路。


改革开放之初,中国市场百废待兴,投资和消费十分旺盛,人们消费掉了产出的大部分,但各类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依然吃紧。因消费需求巨大,居民储蓄率偏低,难以满足企业等的投资资金需求。


这种情况下,为了适当抑制消费和促进投资,需要抬升利率水平。


中国央行从1979年就开始提升利率,1979年利率还不到4%,而后一路上升,到了1993年的时候,利率已经涨到了超过10%。


在长达十五年的利率上升过程之后,市场的储蓄意愿被激发,投资意愿则有所减缓。


统计显示,从1992年到2000年,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%升到了62%,同期投资率从38%下降到了35%,消费和投资之间得到了较大的平衡,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中国市场1998至2002长达五年的物价低迷。


自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,出口市场迅速崛起,中国对投资的需求重新扩大,中国投资率从2001年的36%已上升到了目前的48%。


正因为如此,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开始加深,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、持续至今的欧洲债务危机等,都导致中国新增产能难以及时消化。


那么没有国际市场的需求,中国的“内需”到底能否消化掉中国的高投资、高产能呢?


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,按照市场发展规律,储蓄率会出现较快增长,如果在这一段,适当的降低利率,就能很好的刺激消费,增大国内市场的需求规模,这也是2007年后央行持续降息的主要依据。


但问题的关键是,从1992年至2012年,虽然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%升到了超过60%,其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翻了一倍,而居民储蓄率却没有变化(1992年为20%,2012年依然是20%)。


另外,由于居民消费意愿跟可支配收入、社会保障体系、城镇化水平、人口结构等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,中国已经走完了“解决温饱”的饥渴型消费时代,如果要实现从“饥渴消费”到精细化大规模消费的飞跃,不仅要有完善和发达的金融体系,还需要有稳定且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做后盾,注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。


因此会发现,虽然中国居民的收入依然在增长,储蓄总额也一直在增加,但即使央行把利率调低至零,也不可能将居民的储蓄大幅度转化为消费(最多只是从银行转到“余额宝”),因为目前的消费不足并非是居民储蓄较高的问题,而是政府和企业消费不足所致(不要以为企业只是一个只搞生产的组织)。


真正推动高储蓄率的政府和企业一直致力于投资(政府忙于基础设施建设、企业忙于生产和并购),而非消费。


当然,政府和企业的消费目前受到了多重层面的影响,比如政府层面有反腐要求,而企业的问题更为复杂,在中国企业最集中、消费能力最强和规模最大的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,政府实施了各种限购,包括对企业购买汽车、房产等的限购措施,又严格控制民营企业设立银行等,企业资金要么变成存款,要么进行再生产,无形中加剧了消费萎缩并进一步放大了产能。


强调一点,我所提到的政府消费不足,并不是鼓励公职人员去大吃大喝,政府可以在学生贷款等方面发挥作用,而不是持续去刺激盈利能力较强的“房贷”和其他基建项目。


美国目前推动整体消费的两大主要信贷一个是学生贷款(九成美国大学生靠贷款读书,降低了即时家庭经济负担,美国家庭也就更愿意消费了),另一个是汽车贷款。


尤其是学生贷款,短期看并不能达到像房贷一样的盈利能力,但长期看对一国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。


从这一点看,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对国家的贡献更大、后劲更足。


中国消费贷规模目前在15万亿左右,其中个人住房信贷余额已经接近12万亿,占整个消费贷的规模超过80%。


仅个人住房信贷就占GDP的20%,按房贷平均5%的利率来计算,中国居民每年仅房贷利息支出就超过6000亿(占五大国有银行净利润的85%)。


中国其他消费贷平均利率超过7%,其利息支出将更大。


个人房贷目前正以每年20%以上的速度增长,而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仅8%,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继续降低,未来某一天,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部分将用来偿还债务利息(本金不算),哪有钱消费?


在这种趋势和背景下,企图用更大的信贷规模刺激模糊不清的内需市场,尤其是刺激房地产市场消费,是非常危险的,因为中国还无法像美国一样,借助全球资金来玩转债务经济。


中国如何解决消费问题,不仅是一个应对全球性通缩的问题,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问题。


如果仅仅是消化产能的问题,中国政府可以学习美国不顾金融风险推动零首付售房;可以不考虑城市建设规划以及管理的滞后,放弃汽车限购政策;可以更多的建设铁路、机场,也可以更多的建造航母或火箭,甚至可以用打一场规模战争来消化产能并刺激就业。


问题是,什么样的选择更科学?什么样的选择更冒险?


中国要考虑的已经不是一个点的问题,是如何建立经济的自我循环和打造高效率政府服务体系,这一方面需要面对“通缩”的勇气和耐心,另一方面则必须深化改革、寻找战略性出路。


所能看到的是,在打破金融垄断、促进中西部发展、人口/户籍制度改革、国企改革、土地管理等方面,中国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,但这些领域也早已“时不我待”,如果再次错过解决问题的时间,依然避重就轻的从出口市场、货币政策和房地产领域人为的寻找突破口,留给我们的机会可能看似失之毫厘,实际就差以千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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